人与人的差异,是先天还是后天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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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在发现基因的几十年之后,我们已经知道自己的生理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因。但是在先天发育和后天培养这两方面,哪个对人的性格和行为影响更大,学界一直没有定论。心理学家普罗明(Robert Plomin)的新书《蓝图》就探讨了这个问题,并且很可能引发一场热议,他在书中提及,决定人们性格的因素主要是基因,而书中最新的科学证据十分有力,不容忽视。本文编译自the Guardian的原题为“So is it nature not nurture after all?”的文章。

  

  在科学领域最有争议的话题中,对于人类性格、行为影响因素的讨论一直都很热烈。我们的性格究竟是环境的产物,还是基因的体现?我们的行为是自然的力量决定,还是后天的培养塑造出来的?大部分人都会认可两者都起到了作用,但是哪股力量是主导力量,一直都没有定论。

  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共识,也会带来政治上的隐忧。一般来说,左派倾向于把环境视为主导力量,因为环境和人人平等的思想是有关联的。从这个角度看来, 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不是因为他们本质的不同,而是由社会环境差异导致的。

  同样,右派会更倾向同意达尔文的学说,认为不同环境导致的不同结果是个体对环境的不同适应程度所致。而这样的看法,在过去被用来推广“优生优育”(不管是左派右派),选择培育、绝育和纳粹的大规模谋杀。

  这就给从基因角度研究人类行为蒙上了一层阴影,尤其是关注不同种族之间差异的研究。1994年,默里和何恩斯坦(Charles Murray和Richard Herrnstein)出版了著作《正态分布》(the Bell Curve),就触及这个“禁忌”,书中的做出的结论是美国黑人和白人的平均智商不同。

  美国心理学家、基因学家普罗明支持了书中的数据,但是反对其结论。普罗明有时候被成为“异教徒”科学的领军人物。他的新书《蓝图:DNA如何决定人类性格》中引用最新的基因学研究,得出了很积极的结论,不过这些是从个人角度而非种族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普罗明和很多其他科学家一样,认为弗洛伊德的科学误导了大家,让人们在探索“我是谁”的时候,走错了方向。性格特征的根源不在于父母在你童年时期如何对待你,而是取决于我们从父母身上继承来的基因。

  

  普罗明发现,基因遗传能解释人们心理差异,比如性格、精神方面特征的50%。这也就意味着还有50%是环境影响。不过,普罗明认为,剩下的50%不能归于计划中、稳定的环境影响,因为环境是无法事先计划的,其中的因素是不可控、无法预知的。对于我们掌握之中的环境影响,普罗明认为其中大部分其实是基因表达的产物。

  普罗明在书中写道,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 导致人们之间的心理差异上系统性力量主要是DNA差异. 环境的影响确实很重要, 但是我们这几年认识到, 环境几乎是随机的, 是不系统、不稳定的,所以我们能做的并不多。”

  普罗明30年才开始写这本《蓝图》, 此前投入大量时间从事调查,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的主要依据是对双胞胎的长期跟踪调查。不过,这本书之所以推迟那么久,普罗明承认是因为自己“畏畏缩缩”。一直以来,不管是从基因角度研究人与人之间行为差异,还是发表相关的研究都是“危险”的。

  笔者在对普罗明的访谈中问道,为什么这个角度的研究是危险的。他回答说,“我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基因学的文章是被禁止的。一切都是环境因素导致,比如,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是因为生命头几年母亲做错了某些事导致的。听起来荒诞,但是在那时候这就是科学的‘正统’,似乎光是提到基因学都让人难以接受。”

  现在在科学和心理学领域,从基因学角度做研究已经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从基因学角度去研究其他学科,比如教育学,“基因学还是万恶之首。”但是,他貌似轻松的说,几十年来,一直有人管他叫纳粹。

  基因学的发展从150年前开始,65年前,人类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15年前,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图谱,人类在科学方面的认识,已经深入到了解答“普罗米修斯火种之谜”的程度。虽说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基因是决定生理健康与否的关键,但是在基因学解释心理学方面,在用基因学解释我们的行为和性格特征时,还是面临极大的争议。

  要说基因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能跑多快、跳多高、近视有多深,都很容易接受, 但是要说基因决定了一个人有多聪明、能否理解他人或者是不是反社会,就是另一码事了。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这些特征是社会条件所致,是一个人所在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导致的。

  毕竟,如果有两个小孩,一个在温馨的家庭里, 有父母的爱和关注,在温馨、安全的环境下成长,有足够的条件促进智力发育,而另一个没人关注,成长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很容易预测哪个小孩在学校的表现会更好。一般来说,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是普罗明认为,两个孩子的表现受到社会环境影响不及自身生物学影响大。他强调,人的行为表现大部分是基因遗传所致,不是成长环境塑造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所有疾病都是环境所致,就连精神分裂也是。提到基因科学就让人谈虎色变。

  普罗明

  普罗明提出的这种概念很难消化,原因有几个。首先,不管是谁,都能举出环境对结果造成极大影响的例子。比如,如果把一个小孩长期关在房间里,不让他阅读,不让接触书籍,13岁之后才放出来,这个孩子很有可能会有阅读障碍。

  普罗明觉得,在一个教育已经得到普及的社会,学习能力的差异大部分是基因导致的,而不是家庭环境或学校教学质量。他认为,这些因素确实有影响,但是它们的影响远不及人们想得那么大。

  普罗明在解释自己的研究发现时,还有另一个问题:人们常常将群体和个体差异相混淆,换句话说,就是分不清均值和差异。例如,北欧男性的身高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平均增加了15厘米。这显然是环境所致,但是北欧男性之间的身高差异是基因所致。心理特征也是如此。

  “导致平均差异的根本原因和个体差异的根本原因不一定是相关的。所以,你可以说一项特征的遗传程度很大,但是在群体之间的差异,即种族、性别之间的平均差异可能完全是环境所致,比如因为歧视导致的差异。不过,将均值和差异相混淆是误解产生的根源。”

  基因科学的历史并不长,在此期间,曾有过更大的误解:“一个基因存在与否是某疾病、异常、失调等等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有些环境主义者会要求拿出证据来,如果某个疾病不能用某个基因异常来解释,那他们就宣称基因学不能解释疾病的产生。但是单基因导致的疾病很少见,而且在心理学方面没有单基因导致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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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几年有一个大突破,多基因检测,能够将多个(几千个)基因与行为差异联系起来。目前没有人知道不同基因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普罗明指出,多基因检测不仅是以预测为目的,还可以用来得出与心理和生理相关特征的遗传预测。研究的基数越大,预测就会越准确。越来越多的人做基因组图谱之后,研究的样本数量就会一直增长。

  “我们不仅能用这些数据来解释GCSE成绩的差异,还能预测某个体的父母教育水平以及他们社会经济地位状况。”普罗明说。

  批评普罗明研究的人不少,其中就包括心理学家詹姆斯(Oliver James)。詹姆斯认为“坚持用基因科学视角研究问题是没有希望的”。他更倾向于环境学说,因为这个视角讲出的“故事”更加丰富多彩,可以用父母的失职,社会的冷漠和教育上的忽视来解释很多问题。

  我问詹姆斯,有什么问题想问普罗明。詹姆斯想知道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普罗明才肯接受“人类心理特征的代与代之间的遗传和基因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的观点。:

  

  基因对于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功有影响吗?还是说你上的学校对你的成长更为关键?

  当我告诉普罗明,我咨询过詹姆斯的意见时,普罗明翻了个白眼。他坚持说,詹姆斯不明白或没跟上最近几年基因学的进展。

  “随便找个研究,里面都会提到基因起到的作用。你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噢,父母和孩子很相似,所以是环境因素导致的。’现在我们有了DNA证据,已经有20项研究都用评分成功预测了教育程度。不如你也做一个多基因评分,然后再下结论说基因不起作用。詹姆斯的视角完全是基于弗洛伊德的学说,完全没有数据做基础。”

  在《蓝图》中,普罗明在此基bet365官方础上还有一个观点:即使表面上是环境影响,也可能是受到基因影响产生的。普罗明将其称为“后天培养的先天基础(nature of nurture)”。在考虑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孩子的教育及职业结果之间的关联,我们会倾向于觉得是环境方面的影响:父母的受教育水平高,会让孩子也享受到特权,从而限制社会流动性。

  但是基因学“将两者之间的联系完全反转”,普罗明写道。如果将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归结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那社会经济地位就成了“可继承”的特征了。因此,孩子从父母处享受到的特权,父母的基因比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更大。

  詹姆斯认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如果我们接受了遗传的观点,就会导致穷人活该受苦,富人就该享福的结果。持有同样观点的不在少数。《卫报》今年就刊登过一篇评价普罗明(和其他科学家)此前发表研究的社评。研究中有一句“精英学校和普通学校学生之间考试表现的差异反映了他们基因上的差异。”,而社评针对研究观点,做出了“煽风点火,有害社会”的评价。

  图克海默是弗吉尼亚大学基因学和人类主动权项目(Genetics and Human Agency Project)的领导,他写了篇文章,批评上述研究将这些可能由环境导致的影响归结于基因影响。“研究中没有有力证据,既不能让人相信基因影响,也不能说服人是环境影响。”他总结道。

  坚持用基因科学视角研究问题是没有希望的。

  奥利弗 詹姆斯

  但普罗明说,自己的研究很有力,指向了基因学方向。

  而《卫报》此前刊登的文章最后对普罗明的研究做出了警示,“在理解认知功能时,我们不能将歧视抬高到科学的地步:依照他们细胞中的基因来决定他们在社会中上升的高度。”

  当普罗明被问道,他的研究发现是不是支持右翼、新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观念时,他回答,“研究虽然说明基因是决定我们性格的主要系统性力量,但这对政策的制定不一定有影响。右翼支持者可能会认为资源应该放在最优秀的孩子身上,其他的孩子都不管了,但是我觉得一个社会的知识资本取决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左翼支持者可能觉得,我们应该把所有可用资源都放到基因方面没有优势的孩子身上,让他们达到最基本的文化水平,会读书算数,以便他们也能加入到技术越来越先进的社会中来。”

  如果我们确实找到办法排除了环境带来的差异,普罗明写道,我们就必须接受剩下的基因带来的影响。因为随着环境带来的差异越来越小,基因带来的差异效果就会更明显。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机会平等,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承认基因影响会导致结果不公平。

  普罗明作为心理学家,觉得我们必须跟着科学的脚步,而不是坚持与自己政治理念相符合的说法。“对总比错好”,他说道。

  或许普罗明报告中最激进的方面不是平等问题,而是对精神疾病治疗方面的反思。目前,精神健康治疗遵循的是经典的医学模型,目的是诊断出患者有何种失调,而不是找出疾病的根本原因。但是基因研究表明,精神失调方面没有清晰的界限,只有一个范围。而决定我们在范围中身处何处的正是我们的基因。

  普罗明举了抑郁症方面的例子。比方说,两个对照组分别由患有抑郁症和正常人组成,两组之间有1000个基因差异,那么在正常人中,可能人均有500个导致抑郁症的基因差异,不过很多人的基因差异数量不多。基因差异数量越多的,患抑郁症的风险越大,数量越少,风险就越小。这是个概率问题,而不是必然的。而背后有条件就是是否有不可预知的时间发生,引起抑郁症。

  “这项基因研究的结论影响是巨大的。没有可以定性的失调,只有不同维度在量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你无法治愈某种精神失调,因为精神失调根本不存在。一切都是看量,你可以改善症状,比如精神分裂症现在就是这样治疗,但是医生不会尝试也也无法解决背后的问题。他们会说,‘有些行为(超出正常范围),而认知行为治疗可以帮助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以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生活。’”

  这样的思维,在心理治疗社区里,自然会成为禁忌。但是,如果你也觉得精神失调的诊断有些武断,让人不解的话,看到普罗明的说法,会觉得一定程度上很有道理。普罗明相信精神科学已经在根据新的科学发现做出相应调整,尝试使用光谱系统(Spectrum), 疾患将不再只是"类别分类",如自闭症谱系和精神分裂症谱系。“谱系就是维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普罗明说。

  这一切都意味着,“正常”和“不正常”之间的分别已经不只是模糊了,而是由人工界定的了。“这些‘失调’都是连续的特征谱系上量的极端罢了。”普罗明说。

  在这场冗长又令人深思的访谈结束时,我问普罗明,他的新书可能受到什么样的评价。他说,“我也很紧张,我知道这会改变心理学,会改变临床心理学,会改变生命科学,最终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改变的节点,我只能屏住呼吸,看看改变什么时候会到来。”

  基因学家可能就普罗明说法的有力程度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普通人很容易匆忙得出结论,而这样的做法对于整个社会风险是很大的。

  在科幻小说里不乏人类利用甚至滥用基因信息的情节,而现实生活中,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只要是进取的做法,都要面对科学的事实。不管是好是坏,我们都不能罔顾科学事实。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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